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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任何一國對信息的封鎖均會損害全球經濟，而大的受害者其實是自己。近期，科技創新占據了中國媒體的顯要位置。中國打造創新型國家的口號已經提了很多年，現在再次強調或許說明兩件事：一是目前的形勢所迫；二是之前的努力效果不佳，政策不對路，需重新檢討影響中國創新的因素。

要是幾年前說中國科技創新因形勢所迫，恐怕沒有多少人相信。但此一時，彼一時。所謂的“形勢”由兩個因素決定：一是中國科技創新原地打轉，乏善可陳；二是與急劇變化的人口結構有關。

想要感知當今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只要環視一下全球有多少品牌是中國的即可。

盡管“中國制造”充斥于世界各地，但就全球范圍來看，中國仍缺乏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品牌，也缺少擁有獨立知識產權的產品。從這個角度看，雖然中國經濟總量增長了好幾倍，但整體而言，現有經濟模式與改革開放之初并無本質區別，均為簡單的、低附加值的加工型經濟。由于勞動力數量銳減和勞工成本飆升，這條路已經走到盡頭，因此，建立新的增長模式成為中國的當務之急。

新模式由科技創新驅動，與之前加工型經濟大的不同是，創新型經濟是一套復雜的、高附加值的體系，是人類智力凝聚的產物，是中國打造真正屬于自己的產業化的開始。

即使是那些對中國經濟樂觀的人，也未必料到中國人口紅利下降的速度是如此之快。由于用工方面的困難，許多中國企業無法雇得符合條件的勞動力。這些企業面臨著痛苦的選擇：要么使用機器人代替以前的人工，要么離開原有產業，脫胎換骨，這種現象在中國經濟發達的沿海省份已經出現了。當然，還有一種“三十六計，走為上”的策略，一些傳統加工企業承受不起高昂工資，又無法實現轉型，只能搬遷至周邊國家。這些國家的勞動力充足且便宜，企業也可以留在原有產業，繼續生產相同的產品。問題是，能搬走的僅是一部分，那些無法移動的部分可能會引起一些麻煩，導致中國產業“空心化”的現象。

雖然創新能力不足，但這并未妨礙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因為“世界工廠”的頭銜與創新關系不大。只是，這一頭銜并不牢靠，隨時可能被其他虎視眈眈的后進國家沒收。這樣的事情已經在悄悄進行了。在中國一些國際品牌服裝連鎖店，許多服裝的產地已換成印度、斯里蘭卡和越南等國家，中國產服裝已難見蹤影，這在幾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這樣的現象很有可能成為一種趨勢，如烽火燎原一般，在中國其他加工領域得到反映。

如果說“世界工廠”的稱號是外在的、物質層面的和漂浮不定的，那么，相對穩定的便是創新型經濟，因為創新意味著原創，是能夠真正留在一個國家的東西，屬于一個國家的魂，也是一國軟實力的體現。

創新的重要性已毋庸贅言。那么，究竟什么阻礙中國人的創新能力呢？回答這一問題并不容易，因為牽扯的因素多到難以用一篇短文能說明。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話來概括，那便是中國缺少思想市場，觀念的流動不順暢。這樣的判斷是有依據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晚年十分關注中國問題。2012年，他在“中國靠什么實現‘經濟大躍進’”一文中，指出中國經濟成就的取得，得益于“擺脫了意識形態極端主義”和“激勵所有人去探索市場的仁慈”，告誡中國人“需要解決缺少思想市場的問題”，因為“思想不受限制地流通是知識增長的前提條件，是許多創新和可持續經濟重要的因素?！睋Q句話說，只有創新，才能確保中國走上一條永續繁榮的道路。

在科斯看來，思想市場是知識分子從事經營的場所，演說、寫作及宗教信仰活動等都屬于“思想市場”的內容。思想也與其他物品一樣，需要經過競爭，優勝劣汰。在自由、透明的公共輿論環境下，真理(相)終能脫穎而出。社會需要好思想，政府制定政策需要事前了解各種想法，這樣才能兼聽則明。如果一個社會只有一種思想，那只能說明這個社會不正常，違背了世界豐富多彩性的本質。

科斯對思想市場的認識和強調是一貫的。1974年，他在“商品市場和思想市場”一文中，多次引用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的原話，指出“在思想市場上，正確的選擇就是，‘讓真理和謬誤爭斗；誰曾聽說在自由和公開的沖撞中，真理會處于劣勢?！?/h4>

依科斯觀點，思想市場完全有別于商品市場。在思想市場中，政府管制是不適宜的，不僅如此，還應對政府管制加以嚴格限制。在涉及思想的場合，政府若要管制，那也是無效和動機不良的。即便政府實現了預期目標，結果也會令人失望，不受歡迎，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

英國皇家學會曾發布世界各國學術論文被其他科研人員引用的統計，以衡量科研成果的質量和創新水平。統計顯示，美國處于絕對領先地位，英國次之。盡管近年中國科技論文數量增長很快，取得了進步，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英國皇家學會認為，在被引用論文的數量方面，中國的成績“無法反映國家對科研的巨大投資，也與發表的論文總量不相稱”?？紤]到中國科技論文大都是政府干預的結果，于是便出現了論文數量上去了，質量卻差強人意的結果。若繼續追問，棍子會打到政府注重數量而忽略質量的科研考評體制上。

除去科斯，其他一些經濟學家也對思想市場做過深入研究。例如，另一位諾獎得主盧卡斯就特別強調觀念的流動，在“觀念和增長”一文中，他強調知識活動的社會性或互惠性：每個人都從周圍其他人的知識中獲益，而他的想法反過來又會刺激他人產生更多新的想法。這正是知識生產的機制，也是科技創新的源泉。

由此可見，在思想市場上，政府的干預只會破壞知識生產的內在規律，注定是徒勞無功的，而阻礙思想流動的任何做法更是有害無益的。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經濟的高度融合，意味著任何一國對信息的封鎖均會損害全球經濟，而大的受害者其實是自己。

在中國，飽受詬病的措施包括限制人們自由流動的戶口制度以及對互聯網信息的封鎖等。尤其是，中國對境外網站，如對了解國外學術信息極有幫助的搜索引擎的屏蔽，既沒有可以拿到桌面上的法律依據，也未必奏效。當管制者自己也通過“翻墻”軟件了解境外信息時，再強力推行這種管制措施就不僅僅是勞民傷財的問題了。此種自絕于國際社會的作法阻止了全球信息的自由流通，也損害了中國打造創新型經濟的努力。

無論是科斯喜歡的思想市場，還是盧卡斯更常提到的觀念流動，其實并無什么本質差別，只是說法不同而已。換成法學家，他們會強調言論自由屬于憲法規定的內容。于是，不同學科對人類的一些基本活動達成了共識。

作為思想市場的一部分，中國的科技創新需要也應該遵從思想市場的內在規律。中國創新型經濟的實現有賴于思想市場的建立，取決于中國能否廢止限制觀念流動的舉措。從這個意義上說，思想市場不僅是中國創新能力的試金石，也是中國實現科技創新的唯一出路。